从这里，走出来 —— 四位华人候选人的参选经历 【第二场1】
10月7日晚，“为什么我选择站出来？——2026市选华人候选人对话系列”第二场在线举行。与传统的政纲介绍不同，这场对话的前三个问题更多聚焦候选人本人：是什么促使他们参选？成长和移民经历如何塑造他们的自信？真正进入竞选后，又有哪些事情与原来的想象不同？
四位候选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职业和人生路径，但他们都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决定“进入政治”。
Jenny Chen早年就有学生组织和公共参与的经历。真正让她重新走近公共事务的，是2017年前后围绕学校教育内容产生的争议。当时，一位朋友提醒她：“你的孩子也在公立学校，你至少应该去了解、去参与。”这件事让她第一次把公共政策和自己的家庭联系起来。
后来，她参加教育局董事选举。虽然第一次参选没有当选，但票数与领先者已经相当接近，这让她意识到，社区并不是不接受新人。她这样总结候选人与普通参与者之间的距离：
“所谓参与者和候选人，就是一念之差、一墙之隔。其实没有什么，我们只要勇敢报名就好了。”
谈到自信，她的看法也很特别。她认为，不自信并不代表不能开始。“不自信是现代人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”，重要的是接受这种状态，一点一点积累经验。
作为女性候选人，她也特别提到家庭支持。丈夫对她从政的支持，对她非常重要。而从自己的经验看，她并不认为女性身份本身是竞选障碍。“如果你喜欢这行，就大胆地做自己。”
梁健恒过去18年一直从事电台和电视工作，做过记者、主播，也主持过关注公共事务的节目。过去三年，他每天通过开放热线与听众沟通。长期听取市民的意见后，他逐渐形成一个判断：很多公共问题背后，不只是政策问题，还有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问题。“我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政府最缺少的，就是沟通。”
因此，他认为自己多年媒体工作形成的倾听、解释和沟通能力，可以转化为公共服务能力。
真正进入竞选后，他反而提醒自己不要带着预设。他引用李小龙的一句话：“Be water, my friend.” 在他看来，华人候选人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华人选民一定支持华人，也不能因为某个群体不支持自己就产生挫败感。
“不要有既定的思维。”
竞选本身，就是不断接触不同观点、重新认识社区的过程。
余浩辉2009年从广州来到加拿大，先以留学生身份在温哥华读书，后来到多伦多，并最终在万锦落地生活和创业。
作为第一代移民，他回忆自己做留学生时遇到困难，经常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反映问题。多年以后，当他再次听到留学生提出公交路线等具体需求时，这种经历又被重新唤起。“以前作为一个留学生，没有办法，没有一个被听见的渠道。” 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居民和政府之间的一个渠道。
作为企业经营者，他更习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理解竞选。他反复提到的不是宏大的理念，而是居民门前超速、社区治安，以及一些长期没有进入议程的小问题。
“我来这里就是要解决问题。”
在他看来，自信也是在一次次解决问题、经历挫折后形成的，而不是先有了足够自信，才去行动。
祝星涛的参选契机带有一些偶然性。一次与当地市长交流时，对方提到，市议会需要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参与公共事务，也鼓励他考虑参选。回家后，他查看候选人名单，发现没有华人参选。“我们生活在这里、工作在这里、在这里养育孩子，也关心社区的未来，是不是应该更加主动去参与这些事情？” 他最终在报名截止前最后一天提交了申请。
真正进入竞选，他最大的意外是工作量。扫街、拜访居民、协调义工、发传单、插牌、记录居民问题——实际工作量是他原来预计的“三倍甚至四倍”。但项目管理背景也帮了他。面对一万多户需要走访的选民名单，他自己开发了一个扫街管理应用，把居民反馈、宣传资料和插牌情况记录下来。
“专业经验，可以实际地帮助社区解决很多问题。”
嘉宾中经验最为丰富的Jenny参加过四次选举，有输也有赢。她说，输赢本身很正常，真正重要的是不要因为一次选举结束，就从社区里消失。
“即便是输了，我也不想离开这个社区，我一样希望为这个社区去服务。”
对她而言，竞选过程中走进上万户居民家庭，与三千多名选民直接交流，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经历。
四位候选人的经历并没有一条统一路径。有人从教育和家长事务开始，有人从媒体和公共沟通开始，有人从企业经营和解决居民问题开始，也有人因为发现自己所在的社区缺少代表而决定参选。但他们的经历共同说明了一件事：公共参与并不一定从“我想从政”开始。
它可能只是从第一次认真关心孩子的学校、第一次倾听邻居的问题、第一次做竞选义工，或者第一次意识到“这件事其实和我的生活有关”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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