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king Our Voices Heard — Four Candidates Discuss How the Chinese Canadian Community Can Engage in Municipal Politics (Session 2, Part 2)
“2026市选华人候选人对话系列”第二场活动的后半段，话题从候选人自身转向华人社区。
主持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很直接：很多华人关心社区，却不一定参加社区会议、公共咨询或选举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
最后一个正式问题则进一步追问：如果一个刚来到加拿大的中国移民觉得“我的声音没有用”，明天可以从什么低门槛的事情开始？
余浩辉认为，这首先与成长环境有关。对于不少第一代移民，“参政”并不是一个熟悉的概念。但他也逐渐认识到，在民主社会里，仅仅和朋友讨论是不够的。
“你跟任何人聊，可能更多人知道这个问题，但问题还是存在。”
在他看来，选票的意义就在于把个人关心的问题转化为公共表达。如果居民不主动说出来，很多问题甚至不会进入政府议程。
在后面的讨论中，他进一步说，自己敲门时发现，一些居民提出的问题，现任或过去的民选代表甚至根本不知道。
“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去发声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会多一份重视。”
谈到年轻人为什么不关心市政，他举了一个很直接的例子：一些在加拿大成长的年轻人，甚至不知道市政选举即将举行。因此，他认为，提高参与率不仅需要社区组织努力，政府本身也应该投入更多公民教育资源。
梁健恒认为，一个重要障碍是很多人没有形成清晰的认知：投票到底会带来什么？如果居民看不到参与与生活之间的关系，自然不会觉得这件事迫切。他特别强调：
“你投给谁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你有没有在选名册上划掉你的名字，那个比你投的是谁更重要。”
他的意思是，当政府、政党和政治组织判断一个社区是否值得投入资源时，参与率本身就是重要信号。
面对“我的声音太小”这种想法，他的回答也很明确。一个人的声音看似有限，但一旦有人先表达出来，往往会让其他有同样想法但没有开口的人跟着站出来。
“不要认为自己的声音太小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力。”
在观众提问环节，他还提醒大家，不要只关注联邦和省级政治。市政虽然常常受到较少关注，却是与居民日常生活最接近的政府层级之一。
祝星涛认为，华人参与不足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障碍：信息分散，而且不容易理解。
很多居民关心社区，却未必知道市议会近期讨论了什么、决定会怎样影响自己，即使看到英文通知，也未必有时间研究。因此，他认为信息传播不能只停留在“告诉居民发生了什么”，还应该解释三个问题：
“这件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可以联系谁？又怎样表达我自己的意见？”
只有把参与步骤讲清楚，参与的门槛才会真正降低。
如果一个人明天就想开始，他给出的建议很具体：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”不需要一开始就懂很多政策，也不需要面对很多人讲话。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关心的问题，记录发生在哪里、对生活有什么影响、希望怎样改善，然后联系相关部门或民选代表，并继续跟进。之后再慢慢参加社区活动、做义工、旁听一次公开会议。
他还举了一个社区争取安装红绿灯的例子。居民通过联合倡议，把一个具体问题带到政府面前，最终在较短时间内推动了解决。
对他来说，这正说明公共参与往往要从与生活直接相关的小事开始。
Jenny：从投票、义工、家委会开始
Jenny认为，部分华人社区的政治参与仍然需要一个逐渐学习的过程，但她并不认为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。她特别提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性，也认为有更多普通话背景的民选代表，可以帮助居民理解政府运作以及参与渠道。
当主持人问“明天就可以做什么”时，她给出了四个非常简单的起点：
“第一，出来投票；第二，可以做一个义工；第三，学校的家长可以加入家委会；第四，如果你对这些有了解，就影响身边的同胞来关心政治。”
“就从这四件小事情做起就可以。”
最后，他们想给华人社区留下什么？
活动最后，主持人请候选人用一句话鼓励华人更多参与加拿大公共事务。
祝星涛说：
“不要等到觉得自己完全准备好了，才开始参与社区事务。我们在这里工作、生活、养育孩子，我们的经验和关心都值得被听见。”
梁健恒说：
“心里面想，问题永远不会被解决；需要发声，问题才会被提出、被听到，才会有方案来解决。”
Jenny则把参与落在最基本的一项公民权利上：
“作为公民，你有应尽的权利和义务……要去投票，来行使你的公民权利。”
余浩辉反复强调：
“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去发声……就会多一份重视。”
这场讨论最终并没有把“公共参与”描述成一件很宏大的事情。它可以只是投下一张票，参加一次家委会，帮助一次竞选，旁听一次市政会议，或者把一个发生在自己街区里的问题认真记录下来并告诉相关部门。
参与的第一步，不一定很大。重要的是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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