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2026市选华人候选人对话系列”第二场活动的后半段，话题从候选人自身转向华人社区。 主持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很直接：很多华人关心社区，却不一定参加社区会议、公共咨询或选举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 最后一个正式问题则进一步追问：如果一个刚来到加拿大的中国移民觉得“我的声音没有用”，明天可以从什么低门槛的事情开始？ 余浩辉：只在朋友圈里谈，问题不会自动解决 余浩辉认为，这首先与成长环境有关。对于不少第一代移民，“参政”并不是一个熟悉的概念。但他也逐渐认识到，在民主社会里，仅仅和朋友讨论是不够的。 “你跟任何人聊，可能更多人知道这个问题，但问题还是存在。” 在他看来，选票的意义就在于把个人关心的问题转化为公共表达。如果居民不主动说出来，很多问题甚至不会进入政府议程。 在后面的讨论中，他进一步说，自己敲门时发现，一些居民提出的问题，现任或过去的民选代表甚至根本不知道。 “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去发声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会多一份重视。” 谈到年轻人为什么不关心市政，他举了一个很直接的例子：一些在加拿大成长的年轻人，甚至不知道市政选举即将举行。因此，他认为，提高参与率不仅需要社区组织努力，政府本身也应该投入更多公民教育资源。 梁健恒：先让大家明白“投票能改变什么” 梁健恒认为，一个重要障碍是很多人没有形成清晰的认知：投票到底会带来什么？如果居民看不到参与与生活之间的关系，自然不会觉得这件事迫切。他特别强调： “你投给谁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你有没有在选名册上划掉你的名字，那个比你投的是谁更重要。” 他的意思是，当政府、政党和政治组织判断一个社区是否值得投入资源时，参与率本身就是重要信号。 面对“我的声音太小”这种想法，他的回答也很明确。一个人的声音看似有限，但一旦有人先表达出来，往往会让其他有同样想法但没有开口的人跟着站出来。 “不要认为自己的声音太小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力。” 在观众提问环节，他还提醒大家，不要只关注联邦和省级政治。市政虽然常常受到较少关注，却是与居民日常生活最接近的政府层级之一。 祝星涛：信息不仅要有，还要让居民看得懂、知道怎么参与 祝星涛认为，华人参与不足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障碍：信息分散，而且不容易理解。 很多居民关心社区，却未必知道市议会近期讨论了什么、决定会怎样影响自己，即使看到英文通知，也未必有时间研究。因此，他认为信息传播不能只停留在“告诉居民发生了什么”，还应该解释三个问题： “这件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可以联系谁？又怎样表达我自己的意见？” 只有把参与步骤讲清楚，参与的门槛才会真正降低。 如果一个人明天就想开始，他给出的建议很具体：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”不需要一开始就懂很多政策，也不需要面对很多人讲话。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关心的问题，记录发生在哪里、对生活有什么影响、希望怎样改善，然后联系相关部门或民选代表，并继续跟进。之后再慢慢参加社区活动、做义工、旁听一次公开会议。 他还举了一个社区争取安装红绿灯的例子。居民通过联合倡议，把一个具体问题带到政府面前，最终在较短时间内推动了解决。 对他来说，这正说明公共参与往往要从与生活直接相关的小事开始。 Jenny：从投票、义工、家委会开始 Jenny认为，部分华人社区的政治参与仍然需要一个逐渐学习的过程，但她并不认为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。她特别提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性，也认为有更多普通话背景的民选代表，可以帮助居民理解政府运作以及参与渠道。 当主持人问“明天就可以做什么”时，她给出了四个非常简单的起点： “第一，出来投票；第二，可以做一个义工；第三，学校的家长可以加入家委会；第四，如果你对这些有了解，就影响身边的同胞来关心政治。” “就从这四件小事情做起就可以。”…

10月7日晚，“为什么我选择站出来？——2026市选华人候选人对话系列”第二场在线举行。与传统的政纲介绍不同，这场对话的前三个问题更多聚焦候选人本人：是什么促使他们参选？成长和移民经历如何塑造他们的自信？真正进入竞选后，又有哪些事情与原来的想象不同？ 四位候选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职业和人生路径，但他们都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决定“进入政治”。 Jenny Chen：从家长关心的教育问题开始 Jenny Chen早年就有学生组织和公共参与的经历。真正让她重新走近公共事务的，是2017年前后围绕学校教育内容产生的争议。当时，一位朋友提醒她：“你的孩子也在公立学校，你至少应该去了解、去参与。”这件事让她第一次把公共政策和自己的家庭联系起来。 后来，她参加教育局董事选举。虽然第一次参选没有当选，但票数与领先者已经相当接近，这让她意识到，社区并不是不接受新人。她这样总结候选人与普通参与者之间的距离： “所谓参与者和候选人，就是一念之差、一墙之隔。其实没有什么，我们只要勇敢报名就好了。” 谈到自信，她的看法也很特别。她认为，不自信并不代表不能开始。“不自信是现代人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”，重要的是接受这种状态，一点一点积累经验。 作为女性候选人，她也特别提到家庭支持。丈夫对她从政的支持，对她非常重要。而从自己的经验看，她并不认为女性身份本身是竞选障碍。“如果你喜欢这行，就大胆地做自己。” 梁健恒：18年的媒体经验，让他看到“沟通”本身就是问题 梁健恒过去18年一直从事电台和电视工作，做过记者、主播，也主持过关注公共事务的节目。过去三年，他每天通过开放热线与听众沟通。长期听取市民的意见后，他逐渐形成一个判断：很多公共问题背后，不只是政策问题，还有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问题。“我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政府最缺少的，就是沟通。” 因此，他认为自己多年媒体工作形成的倾听、解释和沟通能力，可以转化为公共服务能力。 真正进入竞选后，他反而提醒自己不要带着预设。他引用李小龙的一句话：“Be water, my friend.” 在他看来，华人候选人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华人选民一定支持华人，也不能因为某个群体不支持自己就产生挫败感。 “不要有既定的思维。” 竞选本身，就是不断接触不同观点、重新认识社区的过程。 余浩辉：从解决身边具体问题出发 余浩辉2009年从广州来到加拿大，先以留学生身份在温哥华读书，后来到多伦多，并最终在万锦落地生活和创业。 作为第一代移民，他回忆自己做留学生时遇到困难，经常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反映问题。多年以后，当他再次听到留学生提出公交路线等具体需求时，这种经历又被重新唤起。“以前作为一个留学生，没有办法，没有一个被听见的渠道。” 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居民和政府之间的一个渠道。 作为企业经营者，他更习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理解竞选。他反复提到的不是宏大的理念，而是居民门前超速、社区治安，以及一些长期没有进入议程的小问题。 “我来这里就是要解决问题。” 在他看来，自信也是在一次次解决问题、经历挫折后形成的，而不是先有了足够自信，才去行动。 祝星涛：从偶然鼓励，到报名最后一天递交申请 祝星涛的参选契机带有一些偶然性。一次与当地市长交流时，对方提到，市议会需要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参与公共事务，也鼓励他考虑参选。回家后，他查看候选人名单，发现没有华人参选。“我们生活在这里、工作在这里、在这里养育孩子，也关心社区的未来，是不是应该更加主动去参与这些事情？” 他最终在报名截止前最后一天提交了申请。…

“很多华人移民非常关心教育、住房、治安、交通和生活成本，但并不一定会参加社区会议、联系议员或者参与公共咨询。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” 这是“2026市选华人候选人对话系列”首场活动后半段讨论的核心。 四位候选人的回答虽然角度不同，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：关心公共事务，与真正参与公共事务之间，仍然存在距离。 “不要只在微信里讨论” 已经担任四年市议员的谢爱军对此感受尤其直接。 他说，很多居民并不真正了解市政府负责什么。“你推开门、推开窗户，看到的路、公园、社区中心、图书馆，这些很多都跟市政有关。” 他特别提到公共咨询和预算会议。居民经常关心地税花到哪里、开发项目会带来什么影响，但真正到市政厅参加会议、公开表达意见的人却很少。 “微信上吵没有用，我希望你到会上来，把你的意见带到市政厅。”他说，“我一个人的声音是不够的。” 在他看来，参加一次预算会议、一次规划咨询，哪怕只是填写一次市政府调查问卷，都是居民表达意见的方式。 黄成钢认为，华人参与不足与文化习惯也有关。他提到“不愿意出头”、习惯忍耐，以及对公开表达不够自信。 但他同时强调，表达本身就是参与的一部分。“你找合适的场合说就行了。”社区组织、议员和各种公共平台，都是意见可能被听到的地方。 周臻则把问题概括为“信息差”。 她说，很多人不是不关心，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议员是谁、不知道有哪些渠道，也不知道一件公共议题和自己有什么关系。 她观察到，一些过去完全不关注市政的邻居，因为这次帮助她竞选，开始主动了解议会、预算流程和社区事务。“有的时候大家没有去做，可能只是没有去了解。” 李海青认为，语言、自信和传统文化习惯也是障碍。他说，很多第一代移民会觉得自己的英语“不够好”，因此不愿意公开表达。但他的看法是：“英语总是在学习过程中，没有完美的时候。”只要愿意表达，就已经跨出了第一步。 市政其实离每天的生活很近 讨论中，多位嘉宾都反复强调一个问题：市政并不是抽象的“政治”。 道路、公园、图书馆、社区中心、城市规划、地税和公共服务，都直接影响居民每天的生活。 李海青举例说，如果市政府在成熟社区周边批准一个高密度开发项目，它可能同时影响交通、公共服务和治安。因此，居民是否参与规划咨询，会直接影响市政府听到哪些意见。 谢爱军也以自己过去参与公共听证的经历说明，居民公开表达意见，确实可能进入议员的决策过程。 “你只要参与了，你会看到结果。” 如果明天就想开始，可以做什么？ 当主持人把问题进一步具体化——“如果一个刚来加拿大的人想参与公共事务，明天就可以从什么事情开始？”——四位候选人给出了非常生活化的答案。 黄成钢的建议最直接：先发声。 与其只在熟人群体里抱怨，不如找到社区组织、议员办公室或公共会议这样的渠道，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。 李海青建议：先做一件社区公益的小事。 参加社区活动、帮助需要的人、维护公共环境，甚至捡拾公园和步道上的垃圾，都可以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起点。 周臻建议：先参加一次居民协会会议。 她说，很多社区都有居民协会，每月定期开会。加入之后，居民首先了解的是自己身边发生的小事，“从这些点滴开始，你的参与感就会慢慢增加”。 谢爱军则建议：从学校、义工和身边的社区组织开始。…

9月30日晚，“2026市选华人候选人对话系列”首场在线举行。四位华人候选人——Michael Huang黄成钢、Hutchison Lee李海青、Jen Zhou周臻和Scott Xie谢爱军——分享了自己从移民、专业人士和社区参与者走到候选人位置上的经历。 这场对话的前三个问题，都围绕他们个人展开：为什么参选？移民经历如何影响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？真正进入竞选之后，又有哪些事情和原来的想象不同？ 从一个念头，到真正站出来 周臻说，自己早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过学生会和学校董事会相关活动，但真正让她意识到华人政治参与重要性的，是一次帮助教授竞选的经历。当时因为时间紧张，教授直接把选民名单最后几页划掉，理由是这些姓氏的选民“不会投票”。“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触动了我。”她说，“如果你不发声，人们就不在乎你。” 这个念头埋了很多年。真正推动她这一次参选的，是共事十多年的老板。“他说，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更大的舞台，让自己去影响更多的人。”当她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时，对方回答：“人生没有一个时间是完全准备好的，只有你去做了，这个时间才是最好的时机。” 李海青则把自己的参选归结为多个因素的累积。他长期从事律师工作，也一直关注公共事务，过去曾帮助其他候选人参加选举。取得安省律师执照后，他又长期为华人非营利机构和慈善组织提供公益法律服务。他说，自己希望通过参选进一步了解社区、融入社会，也希望“激励更多华人，尤其是年轻人参与民主进程”。 黄成钢长期从事科技、数据分析和风险管理工作。他说，自己在社区生活得越久，越能看到人口增长、交通、治安、公交和长者服务等问题变得复杂。他的习惯是从数据中寻找问题，也希望把这种工作方式带入市政：“听居民的声音，然后用数据把问题量化，执行，再把结果交给公众评估。”随着孩子长大，他也有了更多时间投入公共事务，于是决定真正走出来参选。 已经担任一届市议员的谢爱军回忆，自己的参与是从孩子学校开始的。最初，他加入School Council，后来又参加教育局层面的家长委员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接触到许多新移民家庭在教育、语言和文化方面遇到的问题。 “从关心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孩子开始，到我们的neighbourhood，然后再到整个社区。” 他说，这就是自己后来决定参选最直接的原因。 移民经历改变了他们看待社区的方式 四位嘉宾都谈到，第一代移民的经历影响了自己理解公共事务的方式。 周臻19岁来到加拿大，后来又曾在奥地利学习，与来自16个国家的同学共同生活。这段经历让她更加理解多元文化。她说，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，“每一个声音都应该被听到，华人的声音也应该被听到”。 黄成钢从深圳打拼到万锦定居的过程中意识到心态的变化：自己开始更多关注人的事情，比如这个社区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组成，又什么不同的文化，“一下子好像打开了眼界“。抱着学习的态度花很多时间以后，逐渐就觉得自己的参与度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。 谢爱军认为，新移民和本地出生居民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，是对公共服务和参与渠道的熟悉程度。“我们可能看得到市政府提供的服务，但未必知道怎么使用，也未必知道怎样行使自己的权利。” 因此，他认为移民背景的公共服务者，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帮助居民降低这些制度和信息门槛。 李海青也回忆，刚移民加拿大时，自己对社区和市政事务的认识更多停留在知识层面，并不觉得这些事情和自己有直接关系。但随着在社区长期生活，他开始频繁使用图书馆、社区中心、公园和步道，也逐渐认识到这些公共设施和服务与日常生活“息息相关”。疫情期间，他发现社区步道长期积水，便多次向市政府反映，并看到问题得到处理。对他来说，这种经历也让“公共事务”变得具体。 真正参选以后，才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简单 进入竞选后，几位候选人都谈到了预期之外的挑战。 李海青说，竞选从形象设计、政纲、传单、选牌，到团队建设、扫街拜票，几乎每件事情都要亲自处理。“光有热情和大家的鼓励还不够”，真正重要的是找到愿意付出时间、实际做事的义工团队。 周臻谈到的则是语言、自信和家庭角色。参加英文候选人辩论后，她最大的感受是，只要提前做好准备、理清思路，语言并不一定是无法跨越的障碍。 “更多的是一种自信的建立。” 同时，作为母亲、职业人士和候选人，她也必须重新学习时间管理。她特别提到，朋友和义工陪她扫街、参加活动，以及现场给她的支持，让她“更有底气站在舞台上表达自己的想法”。 已经有四年市议员经验的谢爱军，则从另一个角度谈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。过去在企业工作时，一个问题可以分析、决策，然后要求部门快速执行。但进入市政后，他发现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涉及政府权限、预算、工程标准、长期规划和多个部门。 “原来觉得市议员就是代表居民声音、听证、投票，实际远远不是这样。”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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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rking as an electrician in construction is a well-paid skilled trade and the demand is high for electrician apprentices and journeypersons in the labour market. CPAC, in partnership with Centennial…